香港快跑

20年前的大时代，香港是否能够重启？

香港的中环，离太平山顶不远的士丹利街有间著名的陆羽茶室，过去金庸蔡澜都是它的常客，附近的蛇王芬、镛记，也是本地老饕的心头好。茶室一开80多年，蛇王芬甚至传到了第四代，足足120多年，而这样的老字号餐厅在香港随处可见，可见港人对“食”的执着。

90年代港剧《大时代》中诞生的“丁蟹效应”，后来被坊间认为是恒指浮动的重要标志，著名投行里昂证券甚至还专门发布了一篇报告，煞有介事地里外分析了个遍。20多年过去了，恒指一下跌，丁蟹就现身，香港人对此乐此不疲。

除了得闲饮茶、买卖股票，生活在全球知名的快节奏金融都市，无论是吃鲍鱼的浅水湾还是食白粥的深水埗，香港人常年热衷的还有炒楼、跑马、看苹果日报。

唯独谈科技，通常三分钟热度。

一、 文化沙漠，搵钱事大

30、40年代的香港，大量外省人涌入，凭着开食馆、武馆来维持生计，像是一代宗师叶问，还有随家人迁入的“四大才子”之黄霑、倪匡、蔡澜，新居民的加入形成了香港早期经济雏形。这其中又以苏、杭、沪人居多，香港政商名人录上，范徐丽泰、陈方安生、董建华、唐英年、邵逸夫、龚如心、金庸等人，都是迁入者的代表。

根据相关记载，在1946年到1950年期间，上海流入香港的资金，包括商品、证券、黄金、外币等，估价不少于5亿美元。有专业人才，有足够的资金，这剂强心针推了战后的香港经济一大步，1947年时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值是27.7亿港元，到了1949年，突破了50亿港元，制造业在出口总值中占了7成，香港开始转型为工业化城市。首富李嘉诚也是在那个时候靠着卖塑胶花，攒下了自己的第一桶金。

50年代，香港迎来了重要的“婴儿潮”。人多了，要吃饭、要住，这是香港原住民和新移民都迫在眉睫的问题。香港地方小，人口密度却排在世界前列，人均居住空间可见而知。婴儿潮的出现对香港楼市后来几十年的发展可谓居功至伟，直接促使香港开启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黄金期。李嘉诚、李兆基、郑裕彤、郭得胜四大家族，就是在50年代末靠着地产起家的，这也致使香港的顶级富豪们和背后的资本在日后只“认楼”。

整个80、90年代，香港经济发展迅猛，娱乐产业傲视亚洲。韩国高收视剧《请回答1988》中，80年代韩国年轻人看的是《英雄本色》、《倩女幽魂》，喜欢的明星是成龙、周润发、张国荣、王祖贤，香港出产的电影卖到外埠统统赚钱，明星登台一票难求，不但傲视亚洲，还输出了李小龙这样扬名国际的巨星。93年汤臣出品的《霸王别姬》拿下了中国首个金棕榈大奖，包括王家卫、杜琪峰、许鞍华在内的本土导演成为了日后香港电影的中流砥柱。

黄金年代的香港曾被外界贴上“文化沙漠”的标签，这其实是一种误读，后来陈冠中在《我这一代香港人》中也为香港做过辩解。且不谈著名的四大才子，刘以鬯、李碧华、古龙、也斯等等也都是香港输出的华语文坛极有影响力的作者。

这个被误读的“文化沙漠”标签，对香港的大学也不公平。1911年创立的香港大学、1963年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、1991年创立的香港科技大学以及其他更多大学，都是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常客。 2018QS世界大学排名TO100中，香港有五所大学入选，包括位列26的香港大学、30位的香港科技大学、46位的香港中文大学、49位的香港城市大学以及95位的香港理工大学，没有入榜的浸会大学、岭南大学等也是亚洲知名的高校。

事实上，有钱、也有人的香港，做到了经济、娱乐双辐射的香港，“沙漠”不在文化，而在科技。

二、 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

香港不是没有过机会。

李嘉诚最喜欢的儿子李泽楷，当年在斯坦福读书时对硅谷“科技+地产”的商业模式非常认可，这也启发了他要建“数码港”的想法。为此小超人从1998年开始一直游说香港政府，强调科技发展才能提升香港的竞争力。为此李泽楷亲自出马，选中了薄扶林碧遥湾，效仿紧挨斯坦福获取人才通道的硅谷，试图让他规划中的数码港既靠着港大又毗邻中环。

这个规划需要130亿港元来支持，其中60亿是香港政府出地的费用，而剩下的70亿由李泽楷旗下的电讯盈科来承担。不巧的是，1998年香港遭遇了金融风暴，“数码港”一度被政府搁置，直到1999年初政府也意识到要“科技救港”，这个项目才最终落定。

在数码港项目刚刚提出时，凭借这个“香港硅谷”的概念和李泽楷本人的号召力，一大批在港的科技公司都表示计划入驻，这其中包括了摩托罗拉、苹果、甲骨文、惠普、IBM、雅虎、微软等。在金融市场刚刚受创的香港，急需这样创新的经济形式来回血。

然而李泽楷自己都没想到，数码港这个项目在日后成了香港科技发展的分水岭。

数码港项目提出的1998年，腾讯、新浪刚刚在深圳成立，美国也没有Facebook和Twitter，雅虎还是带头大哥，乔布斯靠iMac挽救了苹果的财务危机。数码港实施的1999年，阿里巴巴、百度相继成立，中国的互联网局面刚刚打开。腾讯成立不久后，也是数码港还在兴头上的时候，李泽楷拿出了550万美金，收购了腾讯20%的股权。但是很快碰到了互联网泡沫，小超人又为了拿下香港电讯，转手就把腾讯的股份以400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。而数码港这个立志要“科技救港”的项目挣扎了几年，最终成为了地产项目，和科技毫无瓜葛。

问题出在哪里？

拥有世界一流人才、完备资金渠道、成熟投资经验和过硬技术基础的香港，理论上应该是中国互联网大潮的领头者，然而最后却成了科技浪潮中的掉队者。

· 投资者们的回避

近十年福布斯公布的香港富豪榜，几乎6、7成都是地产大亨。虽然这二十年香港一直在力图拓宽经济结构，但是过分依赖房地产、自由港贸易增速放缓、多元经济型态不明显是它难以回避的问题。香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，人口超过七百万，“住”是它头上的一把剑。以九龙城寨为例，既是历史遗留的存在，也是香港社会的缩影，多年前张之亮那部《笼民》就曾经揭示过香港居住的艰辛，如今在弥敦道入住一间普通的三星酒店，不足十平方的房间内两张火车卧铺宽度的床紧挨着，一天的房费近人民币800元，寸金寸土绝非虚言。

房产是香港顶级富豪们发家的基础，也是持续收益的战场，包括李嘉诚在内的投资者对房产的敏锐度是超前的，但不得不说，他们对科技缺乏前瞻判断。98年金融危机时，现在能上福布斯榜的富豪都扛住了地产泡沫，但是互联网泡沫出现时，也就是小超人抛售腾讯股票的那一年，是不带一丝犹豫、不带任何信心地就放弃了。哪怕到了2017年，李嘉诚抛掉大部分香港的房产，转投的怀抱却是英国基础建设的天然气、水电等，而不是势如破竹的中国科技产业。

就像数码港建立的目的并非纯粹地发展科技，而是意指地产，哪怕如李嘉诚家族这样已经最大程度接近科技的香港顶级投资者，他们始终没有意识到，科技才是这二十年来香港最应该把握的商机。

· 新力量们的挣扎

香港的GDP始终在增长。2017年为2.3万亿元，深圳则是2.24万亿元，虽然增速超过香港，在2018年全面超越是肯定的，但是香港人均GDP从1997年回归时的2.7万美元一路涨到2017年的4.6万美元，这也是内地城市短时间内很难赶超的。

歌舞升平之下，在港的年轻人还是买不起房，对他们来说，活下去比有梦想更重要。所以，和内地计算机、生物、医药等所有涉及科技相关的专业大受欢迎不同的是，在香港几十年如一日是法律、金融、会计等这些专业，成为了年轻人的主流选择。

对香港年轻人而言，根据香港政府统计的数据显示，去年香港家庭月均收入为2.5万港元。以香港一般的“平价新盘”每平方米23-28万港元来计算，完全不花销也只够买约0.1平方米，如果想购买50平方米需要不吃不喝42年。

生活压力是一部分，固有思维造成的对传统经济的依赖，对创新产业显示出得极低感知力也是香港难以突破的原因。只要船照开、楼照建、马照跑、游客一批批来，支柱产业还让人“有饭吃、有工开”，大部分香港人都无法离开已有的安全区。加上市场小、创业成本高等因素，硅谷、内地关注的机器人、新能源、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产业对于香港新一代的创业者，是深水区，不敢冒然前进。

其实1998年数码港项目筹备的同年，香港就成立了创新科技委员会，邀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、著名科学家田长霖担任主席，统筹香港的创新科技发展。到了2002年做了一些调整，将与科技相关的部门集中到了工商及科技局下，这在某种程度上令科技的发展受到了金融业很大程度的制约。

再之后，内地的移动互联网兴起，人工智能成为新浪潮，而香港似乎一直在原地踏步。楼市、旅游业之外的香港，需要科技成为城市转型的新增长点。

三、马力大开，八面来风

港人很喜欢说 “High Tech揩嘢，Low Tech捞嘢”（意思就是搞高科技不赚钱），似乎让这座城市对科技发展有着先天的轻视，殊不知也因此浪费了另一个天然的优势，那就是科研人才的优良因子。

香港的大学一直是全球高校排行榜上的常客。除了QS之外，THE（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）排名中，港大、港科大和港中大一直都位居全球前列，科技领域的人才尤其突出。高锟、杨振宁、姚期智都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教授，丘成桐更是中文大学毕业的；而香港科技大学方面，则有建立了商汤的汤晓鸥以及大疆的创始人汪滔。

香港从来不缺科技人才，缺的是科技土壤。错失了黄金期的香港，在眼见隔壁深圳的腾讯、大疆、华为风生水起，知道自己再也等不了了。

香港的决心是从2018年开始的。

年初特区财政司提出在去年财政预算预留100亿港元的基础上，再额外预留500亿港元，支持本地创科发展。其中200亿元用于落马洲河套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第一期的建设，还要预留100亿港元支持建设医疗科技创新平台和人工智能，以及机械人科技创新平台，此外向数码港拨款2亿港元，加强支持初创企业及促进数码科技生态的发展。

4月，这场全港科技大动员迎来了第一波高点。“同股不同权”IPO新政策一出台，就吸引了小米、美团、同程艺龙等多家企业纷纷赴港上市，加上降低生物科技类公司IPO门槛等举措，让这股风暴瞬间抓住了市场的眼球。几年前由于满足不了香港《上市规则》中的条件，阿里巴巴被迫放弃香港，改去美国IPO，而“同股不同权”实施后，港交所总裁李小加也顺势喊话阿里，希望它们能在2019年回到香港。

紧接着5月香港又推出“科技人才入境计划”，要在3年内引入1000名生物科技、网络安全、人工智能、机械人技术、数据分析、金融科技等专业人才。8月更是联合港科大成立了香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会，立志让香港成为国际级科创中心。

科技救港，如饥似渴，前景却不容一派乐观。

港股IPO新政虽然吸引人，但根据Wind数据显示，截至11月14日，恒生指数今年以来下跌14.25%。2319只港股中，今年以来仅有501只个股上涨，占比21.60%，港股在今年的表现并不亮眼，加上科创板的推出，势必会在短期内影响投资港股的资金减少。同时，如果科技公司仅将港股作为上市通道，对香港的科技振兴价值并不大。

另一个不容乐观的原因来自“成也房子，败也房子”。香港经济发展重要基石之一就是房地产，然而高房价、高消费、高人工让很多企业都却步了。虽然政府有相应政策支持，但对于科创企业而言，在港建基地，资金压力还是很大的。

除此之外，虽然有粤港澳大湾区绝佳的资源支持，但是内地的科创环境同样吸引着香港的创业者，吸纳人才的同时，留住既有的人才和企业也是香港面临的压力。

尽管如此，香港还是有它的优势。它依然是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，亦是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，是大科技公司布局国际市场的首选城市。

而大湾区让香港进入了全新的产业链，与深圳形成互动而非竞争关系，从资金到人才乃至商业落地都为香港打开了新的局面，包括大疆、优必选、云从、寒武纪、商汤在内的多家公司，都是香港可以借力的科技力量。

此外那些香港的大学培育出的高科技人才也在为它助力，阿里巴巴、商汤联合香港科技园成立的“香港人工智能实验室”在今年10月正式运营，“初创公司加速器计划”也同步启动。

错过了互联网的上半场，科技将是下半场香港最重要的那盏灯。

期待福布斯香港榜单日新月异，香港跑起来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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